四百年前的中国商贸四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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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商业是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商业也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今天的人们充分意识到，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中世纪末期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繁荣。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执掌世界海洋霸权的崛起，也源于贸易的滋养。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一直被欧洲人视为一个没有历史传统的庸俗国家，但前者的商业发展最终会回馈其文化和艺术。20世纪，美国建造了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其他类型的艺术机构，以支持艺术家的创作，促进艺术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在过去的170年里，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快速的社会进化和转型过程中。如果说从1840年到1978年的130多年里，政治和军事是推动中国演变和转型的主要动力，那么商业发展释放的能量在接下来的40年里创造了“中国奇迹”。当然，商业繁荣从来不仅仅意味着进步，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撕裂和碰撞。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消化商业发展的成果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数百年前，中国也有类似的商业飞跃浪潮。加拿大历史学家、汉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清楚地意识到400年前明朝的故事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转型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然而，他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书，作为一个借古讽今的读者。当然，这位40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的汉学家也承认，蓬勃发展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和文明背景下会有更加一致的表现。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了解，更清晰地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今天的转型和超越提供一面镜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蒂莫西·布鲁克将明代经济分为四个时期。从1368年到1450年，独立之初，是经济的“冬天”。朱元璋接收了一个被毁坏的国家，由于多年的灾难和战争，人口和农业遭受重大损失。朱元璋试图建立一种政治和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保持不变，能够在很少法令和官僚统治的情况下长期运作。为此，朱元璋发起政治清洗，几乎所有的高级公务员和将领都被清洗，豪族遭到攻击。

朱元璋建立了以十户为一户的李甲制度，形成了国家权力下的层层控制体系。蒂莫西·布鲁克指出，朱元璋的意图是重塑农村社会组织，更准确地控制全国人口。这一制度在明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在战争造成严重遗弃的地区的强制迁移，并部分平衡了国内人口。然而，到了永乐年间，人口流动和统计已经超出了朝廷的控制。明朝初年，交通系统得到改善，道路更加复杂，遗诏制度长期稳定，这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法令能够顺利到达帝国的各个地方，也保证了外国使团、商业团体和国内商人能够在可控范围内活动。书中分别提到了明初出使波斯和朝鲜的经历，并增加了明朝遗诏制度的记述。此外，在明初，语言文字的推广速度加快，刻书受到鼓励。所有这些因素揭示了朱元璋和朱迪控制国家的目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商品社会，但他们的政府实际上在促进商业和促进贸易方面发挥了作用，这将彻底打破他们对社会和经济安宁以及长期政治稳定的渴望。事实上，朱元璋在位期间推行的许多经济政策都遇到了重大障碍，包括试图让白银退出流通，以及在没有信贷支持的情况下发行纸币；有官方仓库来调节粮食市场，稳定粮食价格，等等。

《纵乐之乱》称1450-1550年为明代经济的“春天”。1449年民间堡垒的变化，具有明代中央权威衰落、控制能力减弱的象征意义。此后，历代皇帝普遍接受了农村经济衰退的现实，为了满足军事税收的需要，也默许了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在这一时期，明代文人开始试图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中对商业和商人的批判，一些作品也直言不讳地批判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低效和不必要。通过文献研究，蒂莫西·布鲁克还发现，在这一时期，服务于国内外贸易市场的纺织手工业开始在江南和福建形成。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同一时期，沿海省份的商人开始与欧洲同行竞争。

在明代经济的“春天”，商业对社会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侵蚀。首先，那些脱离农村生活的商人“自然成为道德责难的对象”；这些人被认为是参与农业商业化并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元凶。其次，文人与商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书籍的印增加和发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产业，这也促进了各种廉价读物进入市场，刺激了大众文化作品的创作。描述技术知识的书籍开始大量出售。商业发展促进了各个城市的繁荣，滋养了园林和艺术品市场。明代中期，一些学者发现，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商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商业发展所创造的更好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担心“四人秩序”的瓦解。

蒂莫西·布鲁克将1644年(从1550年持续到明朝末年)划分为明朝经济的“夏季”。这时，外国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多年来商业的繁荣刺激了政府，甚至民间和商人把宗教场所的金属制品变成硬币。传统的贵族家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同时经营生意，他们才能避免家庭的衰落。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业和印增加业非常繁荣，为私人旅行者服务的旅游服务业开始形成(徐霞客有可能到全国各地旅游)，甚至旅游线路指南也成为畅销书。该书还描述了明末江南等地区繁荣的邮政业、粮食贸易、纺织加工业和时装业，并指出当时妇女也成为市场上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

然而，夏明王朝的经济繁荣是短暂的。明朝经济的“秋天”只是从1642年到1644年。除了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带来的长期战争外，财富的增加增强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商业和商人的容忍度，但商业和贸易仍然有一种自卑的意味。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和文化混乱为各种社会团体继续歧视商业和贸易提供了借口。当时中国北方的边境骚乱和内乱与南方的商业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解读为混乱世界的两面。在这样一个注定会受到歧视并可能被列为民族罪人的环境中，财富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商人阶层带来持久的不安。他们只能努力寻求皇权和士绅阶层的保护，而没有动力去探索技术创新，或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来增加财富，或改变商业运作形式来降低风险...